在印度感染新冠的中国人:在印度感染新冠的中国人有多少

新德里的一家临时隔离中心里,王明远（化名）盯着手机屏幕上家人的未接来电，喉咙里压抑着一声咳嗽，这位来自山东的电力工程师，已经在印度工作了三年，却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中印疫情交织下的特殊注脚。

2021年4月,印度疫情如海啸般席卷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时，在印中国公民群体悄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疫情孤岛”，据不完全统计，疫情期间约有超过2万名中国公民因工作和贸易需要留守印度，他们散落在德里、孟买、班加罗尔等地的中国人社区，面对着双重文化隔阂下的疫情考验。

王明远所住的园区有47名中国同事,四月最后一周，其中31人同时出现发热症状。“我们像被困在潜艇里，”他描述，“当地医院人满为患，氧气短缺，而回国航班一再取消。”他们不得不依靠从中国紧急调配的连花清瘟胶囊和自行采购的印度仿制退烧药度日。

在孟买的纺织商人林静（化名）经历了更严峻的考验，她的印度供应商全家感染，而她不得不继续通过视频会议完成订单确认。“你知道吗？在视频里谈着几百万的合同，同时听到对方家里传来火葬场的木柴噼啪声，”林静的声音有些颤抖，“那种超现实感让我几个晚上无法入睡。”

语言障碍成为就医路上的第一道关卡,在艾哈迈达巴德，一名中国留学生描述了他带着印地语症状清单去医院的经历：“我指着‘呼吸困难’这个词，护士却把我带到了哮喘患者专区，在那种混乱中，任何误解都可能致命。”

印度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让中国感染者的处境更为复杂，一些当地医生对中医理念存疑，拒绝接受患者自带的中成药；在印中国人中也流传着各种偏方——从饮用牛尿到蒸煮某种印度香料预防感染，东西方医学观念在生死危机下激烈碰撞。

中国驻印度使馆成了这些海外游子的生命线,一位使馆工作人员透露，最严峻时，他们每天接到超过200个求助电话，协调运送了五批共计10吨的医疗物资到各个中国公民聚集区，但援助并非总能及时抵达——在加尔各答郊县，三名中国工人因交通封锁，不得不乘坐拖拉机前往200公里外的医院。

心理上的孤岛效应比病毒更顽固,新德里一家酒店里，二十多名等待回国的中国游客组建了互助群，群主李先生说：“我们轮流值夜，谁血氧降到93以下就立即叫醒所有人，最长的一次，我们连续48小时没敢合眼。”

文化差异在极端环境下被放大,一些印度邻居不理解中国人在疫情期间仍坚持戴口罩的习惯，而中国志愿者则对印度民众大规模聚集庆祝节日感到震惊，这种认知鸿沟，让在印中国感染者群体更加内向封闭。

经过漫长等待,2021年6月，王明远终于登上了回国的包机，在西安隔离酒店里，他写下了三万字的隔离日记。“我们这一群人，”他写道，“成了中印两国疫情中最特殊的见证者——既亲历了印度的疫情海啸，又承载着中国的防疫期望。”

虽然大部分在印中国公民已回国或康复,但那段经历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一个由康复者组成的微信群依然活跃，成员们分享着后续的健康状况，令人惊讶的是，群内还保留着几位印度医生的联系方式——那段共度危机的经历，意外地搭建起了跨文化的医疗互助桥梁。

恒河水依旧流淌,而这些在印度感染新冠的中国人，他们的故事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命运的特殊见证，在病毒面前，国籍与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留下的是一段关于生命韧性的集体记忆，以及跨越国界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