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光微亮,一声洪亮的“各位居民请注意”划破寂静,从老旧的铁皮喇叭里喷薄而出,在空旷的街巷间碰撞、回荡,这是2020年春天,中国无数城乡角落的日常图景——大喇叭,这个近乎被遗忘的传播工具,在疫情肆虐的时刻,以一种近乎蛮横的姿态,重新闯入公众生活。
大喇叭的“战时”重生:从乡土符号到应急先锋
在智能手机普及的年代,大喇叭似乎只应存在于怀旧电影和偏远山村,然而疫情初期,当信息爆炸与谣言齐飞,当部分群体面临数字鸿沟,大喇叭以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完成了“战时”重生。
它的覆盖是物理性的,无需网络、不耗流量,声音所及之处,便是信息抵达之地,在湖北某山区乡镇,65岁的王大爷不识字,儿子教的微信操作转身即忘,却是村里每日三次的喇叭广播,让他知道了“要戴口罩、少串门”,据统计,疫情初期全国至少有超过50万个农村大喇叭被重新启用,成为基层防疫的“信息生命线”。
更关键的是其强制接收的特性,不同于可以随手关闭的手机推送,大喇叭的声音具有穿透墙壁的侵入感,它在提醒:这是一场无人能置身事外的战争,天津某社区书记李女士坦言:“我们知道居民烦,但有些话必须钻进每个人耳朵里,大喇叭一响,至少大家知道事态严峻。”
声音里的中国:从“硬核”劝诫到温情守护 成为观察中国基层治理的独特窗口。
初期,不乏“硬核”喊话,河南某村支书那句“戴口罩总比戴呼吸机好,躺家里总比躺ICU强”的直白警告,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引发热议,这种带着泥土气息的犀利,是紧急状态下基层智慧的体现,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完成了风险沟通。
随着疫情常态化,喇叭声也变得多样而温情,它开始播报核酸检测通知,提醒保持一米距离,甚至化身“买菜播报员”,告知居民物资配送时间,在苏州一个老小区,社区干部老张用带着吴侬软语的普通话,每日播报疫情数据和个人防护要点,被居民戏称为“最暖闹钟”,大喇叭从冰冷的指令发布者,逐渐演变为社区守望的象征。
争议与反思:公共声音的边界何在

大喇叭的“复兴”也伴随着争议,在个别地区,它成了过度防控的“扩音器”,一些侵犯个人隐私、带有歧视性的喊话内容引发反感,法律学者指出,应急状态下,公共广播的权限边界需要更清晰的界定,避免“好心办坏事”。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这种传统信息传递方式与现代个体权利意识的碰撞,当私人空间被公共声音频繁闯入,当休息时间被突然的广播打断,抱怨随之产生,如何平衡公共安全与个人安宁,成为基层治理者必须面对的考题。

余音未绝:大喇叭留下的时代印记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大多数大喇叭已逐渐“沉默”,但它们留下的,远不止一段特殊记忆。
它暴露了我们在应急通讯体系中的短板——对数字弱势群体的关照不足,以及极端情况下信息直达“最后一公里”的挑战,它也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鲜活样本,展现了在重大危机面前,中国基层社会如何快速动员,以及传统手段在现代治理中的独特价值。
当你偶尔在某个清晨听到远处传来的社区广播,是否会想起2020年那些被喇叭声包裹的日与夜?那声音里,有恐慌、有坚韧、有无奈、也有希望,它像一枚声音的化石,封存了一个民族在灾难面前的集体应对,大喇叭喊疫情,喊出的不仅是防疫指令,更是一段关于秩序、人情与生存的复杂叙事,在时代的回音壁上,留下悠长的震颤。
